不少人以为，土生阿耿得空就这里指指，那里戳戳，肯定对当官没什么兴趣。其实，这百分之百是因为对我还不够了解而得出的错误判断。凭心而论，我的官瘾可不是一般得大。权力欲火一旦在心头点燃，那绝对是相当得烧身，每次都烤得我焦头烂额，神魂不知去向。严重的时候，即便派遣最棒的消防队员来急救，也无济于事，干瞪两眼。

    记忆里，我好像从小就有这德性。刚入村里的小学时就被指定为班长，并且是正职。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就是上课时喊“起立”，等老师示意后再喊“坐下”。那种一声令下全体同学都听我指挥的感觉，简直妙极了。更有劲的是，一天的课上下来我要喊好几次，权力的行使频率还算非常高的。除此而外，我还主管班级教室的钥匙，通常我第一个到校开门，很有满足感地等待其他同学的到来。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没有我开门他们是进不去教室的。于是，我进一步在权术的运作上做了些手脚。大致思路是这样的：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傻乎乎得提早来学校了，而是等其他同学到的差不多了，我再慢腾腾地来开门。最恶心的一次是，我自以为来迟了，结果到学校后发现我竟然是第一个，此时此刻，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个问题是，教室的门，我到底是开还是不开？思来想去，为了彰显我的那份权力，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先到学校后面一个未拆除的狗窝里藏起来，等同学都来了，我再装作从家里赶来，然后不紧不慢地把教室们打开。这个思路贯彻下来，那种一权在握的快感，真是任何快感都无法相比的。毫不隐瞒地说，每次放学回家，我都是带着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踏进家门的，一路走来，真的好爽。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记得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是要了命得冷。毕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球还没变得像今天这么暖和。因为我掌管教室钥匙而总是迟到，大冷天的，同学们在外面挨冻活受罪，有好事者就向老师打报告，说我每次故意迟到，存心叫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守候我的突然出现。于是，老师就作出新的任命决定，由另外一个高个子男生担任正职，我则从正职的岗位上退下来，做副班长。领导班子这么一调整，我确实有些伤感，觉得做人好失败。试想，正职不让我干了，屈居一个小小的副职，就等于降级了，我能不失落吗，我！但是，千万别小看我，我当时可是很会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因为副班长有好几个，印象中老师在宣布任命时专门传达了一个精神，重点叫我协助正班长负责班级事务管理，并且我还主抓班里的学习、纪律等日常工作。幼小的我，就敏感地认为自己在几个副班长中是最重要的。现在想来，老师那时候的意思可能就是要我干常务副班长，如果写班子会议纪要时，我的名字应该排在所有副班长中的第一位。咱就明说吧，那时我是班上的二把手。经过心理上的这么一调节，我就不再感到特别失落，掌权的成就感也依然未减。

    小学低年级时代的我，傻而不笨、愚而不拙，学习成绩还是相当突出的。学优则仕，我干了半年副职后又当上了正职，重新找回了当初刚入学时的那种最佳感觉。村里的教学条件差，几个年级就一个老师，堆在一个大教室里上复式班。加之那时的民办教师工资待遇实在差得可怜，太阳早就升得老高了，但老师或许还在家里睡觉，而我们那群孩子天还不亮就去学校早读了。后来老师想了一个办法，就安排我在他到校之前负责教同学们读生字。这个办法，我看行。于是，我每天早晨到上午的这段时间，就把生字抄在黑板上，按照汉语拼音的指示，教全班同学朗读。有哪个同学不听话，我就手持教杆，在讲台上用力敲打，威风得够可以。这个权力可大了，简直是超越了我这个班长的职权范围，分担了老师的部分权力。现在想来，当时的这种权力运作模态，就好比是现在的地方权力过大而危及到中央权威一样。

    在村里读小学只能到三年级，从四年级开始就要到外村的联小读书了。但我的权力欲望没有因为成了“外来户”而有丝毫减弱，恰恰相反，我越发觉得应该继续当官。毕竟，联小的学生多，当个一官半职的，管理的对象也就多了。根据我那时幼小而朴素的权力观，管理对象的多少与权力的大小基本上成正比。所以，在我所在的四年级二班竞选时，我也积极报名参选，当时信奉“结果不重要，重在掺和”的原则，官不当白不当。记得当时老师决定正班长的标准就是谁喊“起立”、“坐下”的声音响亮，而我从小性格温柔内向，尤其在陌生环境下三脚也踢不出一个屁来，所以在轮流试喊时，我很女性化地走完了这道程序。结果，名落孙山、彻底完蛋。老师看我呆头呆脑，肯定属于只知道埋头学习而不会玩的那种孩子，就决定叫我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班长没当上，这咋整？面对权力，我又进入了有生以来的第二次心理调节，很自信地认为学习委员这一职务尽管没有班长叫起来好听，但比起劳动委员、卫生委员等职务来，学习委员技术含量更高，总会更体面一点吧？想到这里，满足感又上来了，于是就将就着干了。学习委员主要负责收发老师布置的作业，每次可以命令同学何时把作业交到我这里，觉得权力也挺大的。

    在官场上混是可以锻炼人的，也可以改变人的。担任学习委员这一重要职务，甚至比班长接触老师的机会都要多，因为每天都有各门课的大量作业，来回跑老师办公室的次数就比较多。日积月累，我性格逐渐变得外向了。而那个班长虽然在竞选试喊时声音比我响亮，但在此后的执政期间还是很羞涩的。有一次数学老师来上课了，他竟然喊不出“起立”，紧张得哭了。当时我就有点幸灾乐祸，觉得我的好机会要降临了。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混也要讲究官运的。那一天班主任找我谈话，准备替换班长，拟任命我来担当这个绝对一把手的职务。听到这一消息，我二话没说，脸不红、心不跳，一点都不谦虚地答应了下来。当时我本能地意识到，我终于升了！我还在父母面前夸我班主任的眼光好，能够辨别真伪，发现真正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班长的职务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考上初中，到乡里（镇上）去读了。学生来自全乡各地，比以前更多了。初中一开始任命班干部大致是按照入学成绩排名操作的，而我由于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工作繁忙、任务繁重、公事繁琐、关系繁杂，荒废了学业，初中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很理想。这么说来，我啥官都没捞得上，我也有生以来彻底体味到了什么叫真正的人生失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行使权力，作威作福，风光无限。每次放假回家，那些官员都捧着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奖状向父母报喜，我却只能和大多数平民学生一样，背一个破书包扫兴回家，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初一的下学期被评上了优秀少先队员，听说还是因为我年龄小、个头小而被学生推举上来的。上台领奖的那一时刻，我真有点不情愿，仿佛自己是班上的一个缺陷产品似的。

    此后的读书生涯中，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我都没有机会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考上高中，到县城去读书，面对的是全县各地同学，班内职务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了，失落感比初中时进一步加剧；考上大学，面对的是全省各地同学，任凭我在高考报名档案上再怎么吹牛乱填，可是入学宣布临时班委时也没有我的份，我离权力越来越远了；考上研究生，面对的是全国各地同学，我左思右想、前打量后琢磨，周围的同学都很优秀，我在研究生群体中竟然是最落后的。这么看来，除非当时实行普及或者轮流班干部制度，否则，猴年马月也轮不到我当官。突然间，我对掌权的梦想似乎彻底绝望。实在憋坏了，要想体验一下权力的感觉，只能努力地掀开尘封多年的儿时记忆。

    可以说，我不当官已经很久了。前几年和家里人闲聊时，我出于好奇，问父亲为什么我一进村里的小学时就当上了班长，他老人家的回答真是叫我好一个失望，好伤心好伤心。父亲说那是因为他和我的老师是好朋友，整天泡在一起就着花生米喝酒、猜拳。天哪，我那才知道叫我曾经痴迷的官位不是来自老师的信任，不是来自同学的推举，不是来自我个人的能耐，而是来自酒和花生米！当时真想朝着父母痛骂一顿、痛哭一场，儿时的那个破官，不当也罢。酒水里泡出来的官，即便是一把手又能怎样？充其量不就是一个官场交易的客体吗？

    话虽这样说，可是我毕竟风光过。尝到当官的甜头后，即使在我不当官的那些日子里，我也天天梦想着将来有机会一定弄个官来当一当。权力与权利，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千里之别，万不可同日而语。虽说我当官的年限只有四五年，相对于一生来说似乎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谁都别想欺负我阅历浅，我可是对权力的魅力和魔力有着清醒而不乏深刻的认识。虽说我当官时从不以权谋私，从不借机与女生早恋，从不欺上瞒下，从不寻思着怎么巴结上手、打压对手、整治下手，但我却耳闻目睹过有些班级的干部做过的五花八门的“好事”。只要脸皮不是薄如蝉翼，只要心肝不是软于海绵，掌握权力还是能够相当体现人生价值的。如果说，权利主要是权力者为了更畅通地行使权力而打出的一道特价菜，那么，权力就是权力者为了更便捷地获取权利而乘坐的一架直升机。在专制社会或者人治社会，权力是压倒一切的，地位至高无上，掌权者会竭尽全力地滥用权力，防止过期作废。而权利几乎是虚无缥缈的，即便冠冕堂皇地挂在我们眼皮底下，那也只不过是一种华丽的摆设；在民主社会或者法治社会，权力会受到正当规则的有效制约，而权利也会被掌权者所关注，公权侵害私权的现象不会特别嚣张。但无论是在什么社会环境，权力的本质不会因为姓“人”还是“法”、姓“君”还是姓“民”而有所改变。

    长期遗留下来的人治社会的权力运行模态，对人的观念、思想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权力主导性社会带来的是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权力成为众人向往的稀贵珍宝。历史上，不论是多么清高的大文豪、多么富有的大地主，还是多么卑微的小商贩、多么贫贱的小草民，几乎都会对权力有着近于天生的崇拜。即便有人怀才不遇，官场受挫，吟诗作讽，也丝毫不能作为说明他们厌恶权力的最佳注释，相反正说明了这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其实对权力也很在乎。我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仙，所以我不能免俗。在权力面前，我也难以禁得住诱惑。假如我硬说自己不想当官，打死我也不信。这种言不由衷的话，也许会骗得了少数的他人，但绝不会骗得了最清楚自己的自己。至少就目前来说，我还无法达到一个彻底扫除心存已久的权力欲望的境界。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违反个体人性、自欺欺人，硬要表现出一副清高或者一份虚伪，不去勇于承认自己的这一原生性欲望呢？事实上，想当官、想掌权并不一定是坏事；想当官、想掌权与学术研究也并非天然的敌人。有人把是否为真正学者的判断标准想当然地定格于是否愿意从政，演绎出了“想当官的就不是纯粹学者，不想当官的才是纯粹学者”的检测逻辑。说实在的，对这种偏颇的简单定论，我并不苟同，关键是要看当事者想当什么样的官，想掌什么样的权，想从什么样的政。所以，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在我所有的文章中，我尽管从来没有透露过我想当官，但我也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不想当官。官场上的一些是非和风雨，我也曾经写过一些文字，在蜻蜓点水式的层次上发出了我的独立声音，但这丝毫不能说明我讨厌当官，更不能由此认为我有仇官情绪。

    老实说，我也不是完全不具备当官的那块料。论文风，我的小作多以泼辣见长，可是，粗略统计下来，这种文风占据我全部作品的比例还不到一半；论性情，我的小肚又似乎容不下一粒沙子，可是，大致评估下来，我自认为还是很宽宏大量的；论格调，我似乎又常常被人指责为哗众取宠、高调为人，可是，仔细观察下来，我在绝大部分时间又是在保持低调，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篇名为《其实我很低调》的网文。况且，我向来以为，人只要不是僵尸一具，总会具有或多或少的可塑性。就拿我来说，给我黄河我可能泛滥，但给我阳光我也会灿烂。所以，在当官的问题上，我的智商、情商测试不可能为零。可以较为肯定的说，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官并不容易。人人可以都想当官，但又并非人人都能当官、当得了好官。尽管我刚才自吹自擂了一番，但这丝毫不会意味着我就能够胜任当官。尤其是我只有担任小学班长职务的当官经验，怎么说也无法成为我进入官场的兜售阅历和取胜法宝。更何况我说的想当官，不是指专门欺负人的非常权力模式，而是要真正尊重权力、依法运用权力的正当权力模式。假如以此健康或者正当的权力模式作为我当官的理想追求，至少从目前来看，可以说我几乎不具备任何能力。当然，要是在一种非常权力模式的官场环境中，我倒有可能胜任，因为一个人往好处走不大容易，但要学坏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我从不否认自己可能成为一个坏蛋，也自信只要给我一个杠杆，我也会如同时下有些腐败官员那样，恨不得把整个地球撬翻。可是，这种官职，尽管有能力去当，但以我耿直较真的个性，我宁愿挖个粪坑把自己活埋，也不愿去无耻地骑在人民头上方便。

    这么一说，头绪就比较明朗了。我想当的官，我想掌的权，乐观的估计，很可能会在百年之后。当然，我也更渴望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加速前行，提早进入适合我当官的个性化环境。尽管如此，我在文章结尾时还是想对曾经或者正在误读我的朋友提醒一句：权力的魅力真的无限，“陪你走过一段，七情六欲全都品尝；爱你的苦不要你扛，泪不要你挡”。别以为兄弟我不想当官，其实我的官瘾或许比谁都大。

                       2006年12月25日凌晨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