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教师、中共党员）

    关于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宙的倒掉，我已连夜写出了七篇杂感文字，美其名曰“土生阿耿博客社论”。这是第八篇，按照当初的写作计划和主题策划，接下来还有第九篇和第十篇。这一篇，我想通过陈良宇倒掉前后言论公开性之对比，来谈谈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之保持问题。

    我之所以敢于冒着被不少读者骂为“文革遗风”、“事后诸葛亮”、“马后炮”、“落井下石”、“垃圾作品”等的不良评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写出这么多解气的杂感，将我最原始的人性以最朴实、最真切的文字尽量充分地暴露出来，不是像神经病患者一样专门寻求网络名誉的减损，不是像疯子一样故意大张旗鼓地炒作个人人气与名气，也不是像有些好事者所猜测的那样别有预谋地“被组织利用”而充当“御用文人”，更不是像一个无赖或瘪三一样单纯而毫无根据、漫无边际地宣泄、撒野和耍泼，而是对中央纪委核查结论所反映出来的党内官员腐败与官场黑暗所长期压抑的憎恨情感的一次“总爆发”。这也是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所表达出来的对中央决定的坚决拥护之鲜明态度，更是身为一名法律科目大学教师所持有的应有理性。对此，我及时地借助我的母语来充分展现我的朴实而诚恳的内心世界以及坚定而忠贞的思想世界。这是任何机关、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所无法阻挡的，也是不可能阻挡的。

    有网站上的个别读者把我的系列评论直截了当地比喻为一跑又一跑的“大便”，并且专门撰文提醒广大读者捂住鼻子，以防止被我在不经意中又拉出来的一跑小臭堆而无辜熏倒。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被这种不惮以最下流的方式企图阻挠我撰写系列评论之高涨热情的人为障碍所轻易拦截，而是继续严格执行我当初所谨慎制定出来的写作计划，以实现我在陈良宇倒台事件及相关问题上抛出十大“土生阿耿博客社论”的“迎国庆、贺中秋”的写作目标。

    但这个“总爆发”绝不是在纯粹地宣泄不满，同时也是在表达我对党建的一些个人态度与主张。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长，不管反腐的任务有多艰巨，我看到的是中央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向前迈进。我不会也没有能力以政局观察家与时事评论家的身份去不无复杂地计较，不会也没有兴趣以街头政客与深谙官场的分析人士去不无阴暗的联想，我只需单纯地看到反腐败斗争的一点一滴的进步即可对我的思想世界有一个相当快感的满足。在有贪官横行、昏官霸道的生存环境里，每看到反腐败斗争中抓出来一个腐败官员的报道，我那单纯而稚嫩的心灵总会受到一次冲击，像针扎般疼痛。但也就是在这一刻，会更让我感到党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与战果，会更让我感到总会有坚强组织、总会有人民英雄跟这些横行的贪官与霸道的昏官作斗争，这无疑又足以安慰我那不时受伤的心灵。

    今天，我很欣慰地看到又一名省部级高官的落马。这，就是进步，不要去想太多，不要去节外生枝地怀疑，也不要去煞有介事地俨然摆出一副政局观察员的架势作出世故分析。对待我党的反腐败斗争，纵然不能过于乐观估计腐败局势，但也不能过于悲观地看扁我们的强有力的伟大母亲的抗腐蚀水平与抗干扰能力。至少抓住一个，就应该看到一丝进步，而不是故作姿态、装作“成熟而深刻”地一概一棍打死，言必称“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派系争权的倒霉蛋”。作为对腐败痛恨的善良的人们，可以期盼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查到一个，处理一个，但要是指望把所有的腐败分子全部一干二净地端出来以达到腐败分子绝迹，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民群众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社会不稳定了，受害的最终还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还是不要悲观的为好。

    但乐观不等于不理性，悲观也不等于理性。既看到中央的反腐成绩，又要看到反腐任务的艰巨性，这就是一种理性。理性不等于哲学分析，更不等于西方哲学分析；理性不等于宪政分析，也不等于庄重刻板的学术分析。随感也会产生理性、容纳理性、换来理性，严谨的学术论文中也会产生感性、容纳感性、换来感性。理性分析和感性欢呼并不矛盾，两者并不必然相互排斥。我在网络上进行有感情地欢呼、有感情地呐喊、有感性地评论，也是一种理念与主张的表达方式与行为自由。但幼稚的我，尽管不能对我的内心做到多么深刻、多么精湛的解剖，但尚已步入成年的我，也不是在像野蛮的疯狗一样到处乱叫、逢人乱咬，而是文静如家兔，认真而严肃地依照中央决定，密切而准确地贯彻党的反腐败方针，来围绕已经有初步的又有权威性的中央定论的陈良宇倒台个案，来表达我本有策划且仅仅局限于对党员干部、反腐败、党风等若干问题的浅薄看法与粗略意见。

    在一片死气沉沉、四平八稳定又没有动感因子的舆论环境与生活秩序里，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大海般的肚量容忍有激情的人站出来、跳起来、吆喝起来。尚处于嫩苗的我，深感自己做得很不够，离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还相差甚远，写出来的文字总是不能满足我内心里久存的那股本能冲动的最原始的要求，苍白而柔软地的话语里总是见不到多少澎湃的激情与高昂的斗志，这与腐败分子屠毒百姓灵魂的恶劣程度不相匹配，因而我的那些拘谨的文字也正如有读者所批评的那样缺少真正的“战斗力”。但我又在寻思，对于党内存在的蚕食党的健康机体的腐败的痛斥，并不一定要表现为有多么强大的“杀伤力”，因为对于贪官、昏官的惩治，语言文字毕竟不是刀枪，也不是炮弹，它只不过是平民百姓在茶余饭后用来表现自主意识的工具罢了。更何况，我素来以为，有战斗力的文字是需要坚实的底气与雄厚的底蕴的。这些思想与表达的奢侈品，于我的过去和现在，都是高不可攀甚至可以说是高深莫测的。柔弱的我，只期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不辜负我的那些亲爱的热情读者，更不辜负我心目中或许早已描绘好的那个我。

    然而，正如多个读者多次所给予我的讽刺所说的那样，这些近似于“穷追猛打”的文字，为何不在陈良宇倒台之前写出来并发表出来。我这几天也以回应的形式声嘶力竭地为自己作出了其实并非强有力的苍白辩解，并由此形成了我的那篇《五论陈良宇的倒掉》。但是现在，我又冷静下来作出了这样的反思与自责：确实旁观者清，在陈良宇尚在市委书记的位子上叱咤风云地当政时，在中央尚未停止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并免掉其市委书记的职务时，我为什么就没有英雄地站出来就社保基金案的凶手是否与市委书记陈良宇有染公开提出质问呢？我为什么就没有自觉地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沿着陈良宇的前秘书、原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被查涉嫌社保基金案而免职一事作出进一步地质询呢？我为什么就没有履行中共党章程规定的党员义务、行使中共党章程赋予我的党员义务，大胆而自觉地站出来谴责作为上海市最高领导人的陈良宇身为上海市党委第一把手对这起事关上海人民生存的特大社保基金案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呢？我为什么就没有像最近几天这般勤奋的写出系列质疑文章公开发表在各大媒体以表彰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所应尽的义不容辞地责任呢？我为什么就像一具死尸那样安静地躲在不知有多么阴暗与秘密的角落里而没有出来吱上哪怕是脆弱的一声呢？

    所有这些对自己的质问与自责，让我好一个惭愧，好一个内疚！党中央向来强调党内要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宪法也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我在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倒掉之前，为什么就没去发扬这些批评的优良传统、为什么就没去行使宪法赋予我的言论自由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假如我在陈良宇倒掉之前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于宪法赐予我的言论自由，点亮一盏灯火，写出质问我的市委书记是否参与了上海特大社保基金案的文字，能登上中国大陆媒体的版面和网页吗？能吗？整天呆在校园里、扎在书堆里的典型书呆子的我，又一次傻傻地陷入了沉思……

                         2006年9月28日凌晨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