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岳阳一所职业学院的实验室里，一群几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给死亡江豚做病理解剖，试图找出死因。那是一次非常规举动，为此，领头者甚至还从当地医院找来了几位著名外科医生一起参与解剖。
在此事发生前后不到一个半月内，江豚尸体的密集出现，给这种随时都面临灭绝危险的水生哺乳动物的未来，更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阴影。记者 陈伟斌 发自湖南岳阳
曾经美丽、充满魅力的洞庭湖，再也不是理想的栖息之地。江豚连续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出示的一份江豚死亡情况记录显示，3月3日至4月15日之间，共有12头江豚死亡；官方公布的数字，则为6头。
此事被披露之后，相较于“高度重视”的官方，一个民间保护组织——岳阳江豚保护协会的13名渔民志愿者，却早在今年1月8日，就已死士般签下保护江豚的生死状。
护豚“死士”
签署生死状之前，何大明是一个渔民，这使得他比包括会长徐亚平在内的所有协会成员，对江豚的生死都要有着更直接的体会。
2003年，何大明在洞庭湖六门闸附近水域救助了两头受伤的江豚，此后，这个笑容和“江豚特有的微笑表情有七分相似”的渔民，开始纯自发保护江豚：每天自费出巡、点数、绘图……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进行着“科考”。
但洞庭湖生态恶化的速度，远超出这个只念过8个月书的渔民的想象：绵延数里的迷魂阵、面积过万亩的矮围、数不清的电打鱼以及防不胜防的滚沟；无数河运船只上强劲的螺旋桨、24小时蚕食着湖底生态的挖砂船、沿湖造纸厂直接排入洞庭湖的毒污水……
这个位于“最值得驻华大使馆向世界推荐的中国生态城市——岳阳”的内陆湖泊，岌岌可危。
即便何大明与一些先知先觉的渔民开始散兵游勇般巡逻劝阻、奔走求助，都好似螳臂当车。渔民们想建渔业保护协会的诉求，在当地主管部门看来，这群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懂什么？
“如果洞庭湖的江豚保不住，我也将投洞庭。”
《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的加入，让何大明他们的希冀多了一层砝码。通过自己在当地的资源，徐亚平很快将“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这块招牌竖了起来。徐亚平任会长，何大明和另一名环保志愿者任副会长，巡逻队设在何大明开的渔庄。
“今年1月8日，我和13位渔民兄弟立了生死状。”徐亚平抽着烟，一支接一支，他已180多天没回过家，即便家就在办公室楼上。立生死状那天，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的日子，“立这个生死状，是万一我们当中有人在巡逻时出事，其他人必须照料他的家人。”
有几个渔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签生死状时，是由何大明把他们的名字写好后，他们再依样画葫芦。
“这就是草台班子。”徐亚平注册了中英文“中国长江江豚保护网”域名，期待某天，让政府部门意识到，原来草根力量早已跑在前面。何大明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想让吃官禄的那些人羞愧，“本该是政府做的事，现在却是一群没文化、没钱的渔民在做。”
就此，一份A4纸打印的《守护江豚生死状》空白处，多了14个按了鲜红手印的签名。“除非天气情况不行，否则每天都有巡逻员在湖上巡逻。”巡逻员江克明说，这种轮流巡逻异常辛苦，每次都是早出晚归，巡逻员的老婆孩子只有看到人回来了，才放心。
密集死亡事件发生后，为寻求江豚的死因，徐亚平和几名志愿者曾一起抢下多具江豚尸体——当地渔政部门要求将死亡江豚掩埋了事。随后他们将之运到岳阳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谢拥军的实验室进行解剖，寻找死因——谢是协会中唯一的“专业”人员：此前他从事畜牧兽医专业研究，如今“转行”研究江豚。
那是整个湖南首次对江豚进行病理解剖，“我们没解剖权，但没办法，我们再不做谁来做？”徐亚平为此还从当地医院找来几位著名外科医生一起参与，“兽医人医一起上。”
“我解剖的江豚都没有明显外伤。”谢拥军告诉记者，他解剖的江豚都已高度腐烂，有一头母江豚腹中有成形的小江豚。此后他还曾和徐亚平一起将之后发现的死亡江豚运往武汉白鱀豚馆，由专家主持解剖。截至目前，死因尚未得出。
“欢迎你来，为江豚送葬”
“欢迎你来，为江豚送葬”，徐亚平一脸无奈与悲愤，烟一直没停过，在见到一些记者后，他以此句作为寒暄。
2001年,国家农业部曾制订《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要求建7个豚类自然保护区，“岳阳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但今年年初，经过实地考察的徐亚平却发现，唯有岳阳一直没建起来，尽管2005年时农业部还拨了350万元专款给岳阳。
江豚密集死亡事件被披露后，面对“渔政部门不作为”的指责，岳阳市渔政管理站书记卢益卫曾对记者说，“保护江豚需要多部门联动，光靠渔政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还表示，虽然保护区没批下来，但渔政部门也一直在做江豚保护工作，农业部拨款先后用于办公楼和观测站建设，以及车辆及快艇的购置等项目。
这个解释似乎并不被人所接受。
“之前我跟市里某些领导讲江豚保护，他们竟不知道江豚。”徐亚平一脸无奈与悲愤。如今，他经常抓住各种场合在各级领导面前“胆大妄为”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协会秘书长徐典波和一些亲近徐亚平的人都告诉记者，“徐亚平在保护江豚这个问题上已近乎疯狂。”为此，个别领导甚至不耐烦地告诫他：“一个处级干部不要搞这样的事。”
徐亚平和何大明他们不满的，不只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
由于近年来洞庭湖滥捕滥捞致使渔业资源迅速减少，原本拥有的120余种鱼类目前仅存不到20种，连渔民都得上岸买养殖鱼吃。“指头长的鱼都被搞光。”何大明和江克明掐着指头说，除了非法捕鱼的渔霸，洞庭湖挖沙是最让他们头痛的。暴利诱惑下，整个洞庭湖被割分的支离破碎。
“265万亩洞庭湖被瓜分，每天都在造就百万富翁。当地政府和挖沙公司有协议，一个公司每年至少上交一亿的税，这都是GDP啊！”徐亚平明白自己正在触及谁的利益、真正要面对的又是谁。
徐亚平车子的轮胎、后视镜都被破坏过，威胁电话亦时而有之，以至于他直白的交代妻儿：各安天命。原先签了生死状的巡逻队员中，也已有两名渔民兄弟因承受不了各种压力而退出。
如今徐亚平另一个希望就是按每年10%的比例，将渔民从湖里带上岸来生存。但这并没有得到太多渔民的好感，有渔民表达了他们的心声：“没文化上了岸能做什么？不打鱼我们吃什么？想不通！”洞庭湖边有1.8万渔民，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发现江豚密集死亡的这两个月还是在禁渔期。一旦7月1日开禁，大量渔船和渔网出现，让徐亚平他们都不敢想象，还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
“江豚一直都在死。还有很多我们没发现的，那些基本都是被埋掉了，渔政从来不管。”因为下雨，协会3艘船都无法巡逻。何大明给记者看了前一天从洞庭湖上拍摄到的江豚视频，还指着自己画的江豚出没地点图，告诉记者那些标示的圆圈和数字都是用来代表江豚每天在洞庭湖上出现的位置及屈指可数的数量。
“2008年，洞庭湖还有200多头江豚，现在可能只剩四五十头了。”徐亚平解释说，有个1:4的说法，江豚是群居的，一头死了，处于同一环境下的另外2~3头也可能很快死去，“这是专家的说法，是科学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沙办公室负责人韦宝玉则警告，洞庭湖江豚数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递减，“或许更严重”。
中科院博士郑劲松在解剖完徐亚平他们送去的那两头江豚尸体后心情异常沉重：“全世界总共就一千多头了，这样下去，长江江豚很快将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何以维系
每天巡逻的油钱至少两三百，全部来自协会志愿者和巡逻队员们，在巡逻记录中，记者看到了他们每天每个队员的油料花销和签名，一笔笔清清楚楚，不会写字的，则盖章确认。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装备并不好。
渔政部门的装备和条件在何大明他们看来，那就是“高帅富”，协会只有两艘小木船和一艘铁船。“他们快艇上还有空调哩！”江克明显然很羡慕。
签了生死状的渔民兄弟当中，何大明是属于条件最好出钱也最多的一个：因为早年上岸经营渔庄，还算生意兴隆，“协会开始后生意就不大行了，没钱买油，怎么巡逻？”
湖面上的主要是由何大明他们负责，但岸上的宣传等工作，基本上归了徐亚平。
“欠114万了。”徐亚平这些钱都是赊来的，何大明他们这些渔民则希望政府至少能补贴巡逻的油钱。
“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好形势，海事部门主管领导都发短信说，‘江豚事件将推进洞庭湖沙石的限产开发，好事！’” 徐亚平将所有进展都记录在刊发稿件上，这让他和协会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一些实际情况依旧让他们难以安心，“畜牧水产局发消息说是新增8条巡逻船24小时不间断巡逻，哪儿来的艇？我们巡逻队员们怎么没见过？哪儿可能24小时巡逻？”这一点也被何大明和其他巡逻队员所证实，“巡啥逻？打电话给渔政，来不来也全凭对方高兴。领导来了就装一下，领导走了，还是一样。”
徐亚平很清楚自己和这个草台班子的现实处境，为此他开始申请湖南江豚科技生态馆及观测救护站项目，并以协会名义向湖南省畜牧水产局救助，希望解决巡湖救助江豚的工作经费，但这些至今未有着落。
而截至目前，这个没有经济支援的民间协会，唯一一笔捐助来自于广州美院一个叫张璐的学生，1万元。
“那时江豚多了去喽，我们摆渡坐船，它们就跟在船后面，几十上百头一翻一翻的换气，有时还会轻轻拱船底。”湖南民族学院副书记童和钦是“老岳阳”，但前些年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再没在洞庭湖上见过江豚。
同样美好的回忆也烙印在徐亚平的脑海里。年轻时他曾在临湖一家宾馆当服务员，那会儿，只要打开朝向洞庭湖的窗子，就能看见大量江豚在湖上随波逐浪，“像骏马般驰骋，两三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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