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第八个记者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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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说件相关的事。

    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给家里打电话，让家人把他的身份证邮寄过来，家人接到电话后，把身份证连同几个物件一起，打成包裹邮寄到了北京，可是，此君接到包裹单来到邮局却犯难了：邮局的人说，要取包裹，必须有身份证，他说，可身份证在包裹里，你先把包裹给我，我拿身份证给你，可邮局的人说，没有身份证，他无权把包裹给你。

    事情就是这么麻烦，想要的东西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包裹被退回了原处。

    尴尬，狗日的证件的尴尬。

    中国是个时时、处处都离不开证件的国度，一个人的生死，和一个证件相依。兰成长，就是因为缺少一个赖以救命的记者证，被黑心窑主活活打死。

    记者证，就是新闻出版总署或广电总局颁发的从事新闻采编的合法身份证明。说实话，我做记者已经快10 年了，在电视台也快有5年了，可到今天，我还没有记者证，确切地说是还没有广电总局颁发的记者证。有时我都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称得上是记者，而想想自己做过的那些监督类的题材，到此时都不禁替自己捏把汗：连个正规的证件都没有，哪来底气义正气严地去质问他人？！又凭什么？！

    可是，怀疑归怀疑，工作还得照常做，只要把自己想象成正规记者就可以了：）其实，不光是我，在电视台，像我这样没有正式证件的“记者”比比皆是，柴静有名吧，可她在外采访时，也只能拿出一个电视台自己过塑的内部证件；当上领导了，该是正规记者了吧，我们栏目领导加员工总共近60人，可从制片人到实习生，没有一个有广电总局颁发的记者证！

    记得那次在辽宁沈阳采访，一个记者证就让我苦苦等待了2天。那是在沈阳第一监狱采访犯人，沈阳第一监狱是我国的监狱窗口，与昆明监狱一起，是我国唯一的2个对外的形象监狱，管制相当严。我去采访时，就碰到了难题，无论怎么解释，对方非见到正规记者证不接受采访，无奈，台里只好派去了一个有正规记者证的人紧急飞去，此事才算结束。

    记者没有记者证，这种现象在我国的新闻界早已不新鲜，这可能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从业者。其实，不仅央视，不仅电视台，包括平面媒体，如果把没有记者证的新闻从业者称为“伪记者”的话，那么，全国有多少“伪记者”呢？

    兰成长的死，就是有人认为他是“伪记者”，纸馅包子的主角訾北佳，人们更是说他是“伪记者”，可是，正是这些被称为“伪记者”的人，却在台里、社里，干着最重的活，最累的事，如果有了成绩，便被称为“我台记者”、“我报/刊记者”，可一旦“出事”，则一律称之为“临时工”，一句话，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这一切，都归之为“狗日的证件”！

    我一直不明白这类似古印度“种姓制”的混账制度，是怎么进到现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来的。就拿我供职的地方来说，大大小小干活的总共有1万多人，可国家给的编制才2000多人，剩下的都是千奇百怪地“编制”，更多的则是“黑工”，是他们不想取得正规记者证吗？非也！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编制，又让他们怎样取得记者证呢？！

    都说农民工可怜，其实，从某中程度说，新闻民工更为可怜，最起码，每年春节前，为了农民工，全国上下都还会掀起一场所谓的“给农民工送温暖”的神经活动，可这么些年了，谁又给新闻民工送过温暖呢？试想一下：一个没有身份、自己权益都无法保障的新闻民工去给农民工维权，该心酸的究竟应该是谁呢？！

    又到记者节了，为准记者，伪记者，真记者都道一声祝福吧，这些年里他们都不容易。

    在这个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我只能在这里对那个该死的证件低低地骂一声：狗日的证件！

    虽然它是无辜的，虽然罪责不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