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最大优点是确保法律实施的可预期性。人们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就应当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一旦发生纠纷和矛盾而不能协商解决时，理性的解决办法就是诉诸法律程序包括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但是，如果法律程序不能得到严格的遵守，执法和司法机关不能依法办案而出现不公正、不合法的结果，人们对法律的预期就会落空，对法律和国家的诚信就会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
 

立法是国家向人民做出庄严的承诺。树立立法的诚信，关键在于制定良法。客观必要性是立法的最高理由。中国的问题往往只能用中国特有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法律必须来自中国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立法是要制定即将实行的规则。如果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诉性，那就与政治宣言或政党纲领无异。马克思说，法律必须是明确的、普遍的规则。法律不是针对个别事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法无定法，则无法。”立法上的空头支票是对国家诚信的最大损害。
 

行政执法是对国家诚信的维护。“徒法不足以自行。”国家赋予行政机关以强制执行法律的权力，既是保障法律实施的需要，也是对行政机关的信任。行政机关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法律的生命，并通过严格执法证明法律的效力和可信性。那些糊涂办案、事实不明或者受人蒙蔽的执法人员，不可能严格执法；那些欺上瞒下、媚上压下、强奸民意、一手遮天的执法人员，必然徇私枉法。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法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能因人因事而废法。执法不严，就是执法失信，少则损害大众对法律的信任，多则造成法律信任危机，甚至政权危机。
 

司法是对国家诚信的救济。国家赋予司法以最后的裁决权，并设置保障其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一道值得各方面信赖的正义屏障。司法的诚信是国家诚信的最后堡垒。信仰法律应当是司法官的必备道德素质。如果司法官不信仰法律，司法机构就形同虚设。对司法官，要以直论诚，提倡诚直，戒在一个“枉”字。办案要秉公持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掺杂私心邪念，更不能拿法律做交易，以利害的考虑压倒合法与非法的判断。对司法官，还要以专精论诚，提倡精诚，戒在一个“懈”字。依法办事是诚的方向，固执正义是诚的工夫，不但要执诚，而且要固而执之，敢于排除各种干扰，才能达到司法的至诚至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家必须树立诚信的榜样。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这是对法治之兴废的经验总结，对于我们破解当代中国面临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难题，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推进依法治国要同国家的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同党和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和实践结合起来，深刻认识法治与国家诚信的内在联系。虽然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法国方略，但是，法治是不可能脱离道德的，而且本身就是国家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中坚守诚信的道德表现。法治既是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最可靠的推动力量和最有效的途径，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的标尺。推进法治就是建设国家诚信。法治前进一步，国家诚信就增加一分，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会提高一级。

（作者谢鹏程：1962年出，法学博士，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