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地区西北部 

　　甘肃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近日一审做出判决，王先民以1500万元的犯罪额，换取了死缓的结果。 

　　按照常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贪腐案件，无论是受贿额，还是犯罪者的职级，都很难进入贪腐百强的行列。然而，如果将其放到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全国贫困县，其犯罪金额的比较学意义立即凸显，其受到媒体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 

　　宕昌位于甘肃陇南市，迄今没有摘掉全国贫困县的帽子。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周刊》登载的《贫困县为何扶贫20年依然贫》一文称，说宕昌是“全国最穷县”之一，一点都不过分。比如，该县人口29万，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902元，财政收入仅有1547万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困县。 

　　因此，放在这样一个经济基本面下，再来分析王先民受贿1500万元，就会显得特别突兀和扎眼：过去几年，全县财政收入即使按照最大口径计算也不过几千万元，2010年大口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个亿，达到1.23亿，比2009年增长了74％，而王先民从2006年担任县委书记不到4年的时间，1200多天，贪腐总额却高达1500多万，跟全县的财政收入比，比该县财政收入最好的2010年的10％还多，是2009年该县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还多。跟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比，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该县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000多元，农民年纯收入刚过3000元，王先民的1500万元，相当于该县一个城镇居民1300多年的收入，一个农民5000年的纯收入！在贪腐问题上，王先民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硬是在一个不毛之地，捞出了可观的油水！ 

　　如果复原王先民的受贿路线图，和诸多的失去监控的“一把手”比并没有多少离奇之处，权力失去制约，贪腐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王先民从2006年11月到宕昌任职伊始，就几乎垄断了宕昌县域的政治、经济、人事、资源、纪检、司法、财政的所有大权。特别是在人事和工程项目这两大创收领域，别人根本没有任何插手的余地。该县2008年以来，由于汶川大地震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给作为重灾区的宕昌投入很多资金搞灾后重建和基础建设，这同时也给王先民极大的创收机会。在王先民受贿的1500多万元里，有1300多万元就来自工程领域的受贿。检察机关查明，2006年至2010年3月，王先民在工程建设中，先后收受15名建筑商贿赂款1108.7万元和价值258余万元的房产三套；在招商引资、矿业管理、市政建设等工作中，收受8名企业主贿赂款103万元；在人事调整调动中，收受8人贿赂款36万元；在春节及生病住院期间，收受贿赂款51万元及金条等物。王先民总计受贿1556.8万元，另对家中362.2万余元和670克黄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特别讽刺的是，办案人员甚至发现，王先民在任甘肃省宕昌县委书记三年多时间里，随着对环境的熟悉，和权力越来越大，受贿金额也呈现逐年的递增：2007年受贿42.2万元，2008年受贿125万元，2009年受贿724万元，2010年1月至3月受贿476万元。就在被立案调查当天，王先民还收受一家建筑公司经理贿赂的50万元。至此，他在1212天内共敛财1556.8万元，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万元，真所谓日进斗金。在贪腐问题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飞跃。而在王先民一步一步迈向深渊的背后，却是权力制约的真空，让其从心理上完成了从“侥幸”到“放心大胆”创收的嬗变！ 

　　王先民是一个典型，是一个县委书记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上演人性的贪婪和丑恶的典型，在现有的监督机制下，王先民并不孤独，诸如王先民一样借住院、过节等敛财者已经成了基层官场一道独特的风景。近年来，中央之所以非常重视县委书记的权力制约问题，原因即在于此，而王先民的案发，更让基层腐败引发的权力制约问题更早提上了制度重构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