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代表的脑海中:3月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最密集的掌声出现在谈及反腐部分。在短短不到300字的“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分，代表们两次报以热烈掌声。

　　“掌声传递心声。这掌声说明人民群众对一年来反腐倡廉建设的肯定，也包含着人们对未来反腐工作的期盼。”叶青代表颇有感慨地说。

中国反腐进入“深水区”

　　兔年春节期间，一则重磅消息引起广泛关注:2月12日，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落马。反腐话题再度升温。

　　回首2010年中国反腐道路，查办案件的力度继续加大。

　　3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作工作报告时指出:“去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代表认为，一年之中，6名省部级高官落马，272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查。这表明，无论从被查办官员的级别和人数，还是从查案深度看，中国反腐已进入“深水区”。“刘志军案件的曝光，再度昭示了中央‘无论什么人，有多高的职务，只要他们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都会受到严厉惩处’的反腐决心。”

　　反腐败取得的成效，也让湖北省钟祥市金汉江纤维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家贵代表十分欣慰。“把查处大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符合人们的殷切期望。而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提法，包括去年出台的一系列反腐败举措，则表明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真正到了标本兼治的层面，《廉政准则》的出台施行、管理‘裸官’，这些举措已经开始触及腐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这是值得欣喜的事情。”

　　的确，2010年，反腐重拳迭出，新规频频亮相，剑指各类腐败现象。年初，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说，这些举措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非常强，涉及的都是腐败的深层次问题，表明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也说明中国在反腐进程中正在不断总结经验，针对新形势、新特点稳步推进。

规范“一把手”权力将成廉政建设重点

　　反腐败进入“深水区”说明的只是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对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政权巩固的整个反腐败斗争而言，反腐败任务依旧任重道远。

　　“这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监督，保障权力的安全运行。”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代表告诉记者，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重要的就是对“一把手”的监督，这是反腐败能否成功的关键。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加大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监督力度。“这其实就是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规范。”韩德云代表说。

　　天津大学图书馆馆长张凤宝代表认为，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但当前反腐败工作与群众的期望值还有一定差距。反腐应多管齐下，要治本还应从制度上严防，完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最大限度减少权力腐败和寻租的空间。

已经查处的案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009年获刑的安徽省巢湖市原市委书记，被称为“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的典型“三一”干部。在任市委书记的57个月里，他共受贿400多万元。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完全操控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据湖北省武汉市纪委2009年的统计，2002年以来，武汉市因贪污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44%。

　　叶青代表说，“一把手”的权力集中体现在人权、财权上。“一把手”易“出事”，根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如何有效监督“一把手”、规范“一把手”的权力，保证其权力得以正确运行，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2010年，这项探索工作尤为突出。这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组部同时制定了《干部选任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3个办法。这4个文件相互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任监督体系，力图刹住“跑官买官卖官”的不正之风。

　　“建立完善规章制度规范‘一把手’权力，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廉政建设的重点，也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点。”韩德云代表说。

期待更多外部刚性监督

　　从《廉政准则》到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到治理“裸官”的专门文件，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到狠刹公款出国旅游的解释……2010年，我国的廉政新规密集出台，推动了整个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但通过仔细分析和研究，你就会发现，这些规章制度多是党内的一些规定制度，属于政党自身的内部监督举措，对于公众而言，这样的监督规定还缺少刚性。”在2009年的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韩德云以领衔代表的身份，向全国人大提出13项建议，内容涉及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公务用车建议等。其中，关于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引起很大反响。

　　韩德云代表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任建明教授的赞同。任建明教授表示，目前这些规章制度还不属于外部的刚性监督制度，对于百姓而言，这样的制度容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会影响百姓对于这些制度的认可度，甚至会影响到对反腐败工作的认同。“因此，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制度建设方面，要出台一些公开透明的制度，能够让百姓直接参与监督。”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我国正在努力改变反腐败形势严峻的状况，2011年国家在反腐倡廉方面将会继续推出一些重大举措。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刚性监督规定出台，这样对处于‘深水区’的中国反腐败而言，将是一个极大的推进。”说到这里，叶青代表的语气重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