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接手天安门广场广告载体开发一事后，我便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这样的日子持续有四年。一个一个方案提出，又一个一个被否。审查的机构据我所知有天安门管委会、天安门工商管理分局、北京市委宣传部，这些尚在明处，更有说不清名姓的领导个人意见，就像李鹏针对娃哈哈在广场做广告一事的指责那样，横亘其间。原因其实简单，在有些人看来，广场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这样一个畸形的政体中，一些毫无生命意义的物事就是如此常常被赋予政治的含义。面子和象征性被无穷夸大，在我看其原因，不过是因为缺什么补什么，因为面子是可以装扮的，修饰的，作假的，而它的成本耗费非常之低。一夜之间，可以百万盆鲜花摆上广场；一夜之间，城门楼子可以长高一米；一夜之间，可以洗净血渍……这些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就在这块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红色广场之上。

四年里没有做出结果，却得了个福利：乘电梯登城门楼子。有陕西的乡党从北京回陕，逢人说，世和弄大咧，上城门楼子都是电梯的待遇。所谓电梯就是天安门特设的专供政脑登临城门的垂直式电梯。管委会的李主任说你随时来随时上，就坐电梯，这也是工作需要嘛。李主任希望我在天安门上搞出点名堂来。我想那该算是他的政绩之一吧。

然而坐电梯的命运并不风光，等到有一天人们笑谈说“天安门上有个折腾广告五年没出结果的老张……”时，那对我来说将是灭顶之灾。如此危言耸听，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被《广告导报》评选为“中国著名策划人”之一。而我急于出点业绩，也就所谓代表之作，从而改变以往业绩大多是企业营销，劳作量大，影响微小。缺乏经典的公众评价。这个愿望在我就极其强烈。

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出来的中国人，经商无能，消费亦是缺欠智慧。一些缺乏专业技能训练，却往往能够依据自我生活经验积累而驰骋天下的民间智人开始浮现出来，他们被公众叫做了“策划人”。一时间他们好似巫婆神汉，叱咤江山，呼风唤雨，在他们的神脑导向下，神州大地不断爆出非常理思维，行为亦令人匪夷所思的所谓营销行动。就拿电视机在中国的初期发展历史来看，先是有了九英寸上海金星小黑白，引发全国人民疯狂购买；接下来陆续有了12寸黑白日立；这期间又疯狂流行三色塑膜贴在银屏前制造彩色效果的假彩；再后来日本人高奏进军号“日立彩色电视机”的广告歌响彻中国山河大地；接下来才有了18寸黑白，18寸彩电；忽然又出了个银屏方正平直可以遥控操作的“21直遥“（21直角遥控）……也只有到了“21直遥”的年代以后，中国人才似乎明白点事情，电视机发展各个时期流行的概念式消费口号才被逐渐辨识。中国人是在花费巨资之后才换得了消费的理性。而回头一看，这个时段已经走过整整十年还多。而肆虐中国十年余的所谓策划人的寿命正是以电视机理性消费时代的到来为标志而消亡。大批出身于科班，甚至留洋重返的职业经理人、经纪人、营销学士让策划人市场彻底的土崩瓦解。

以上当然所属后话，而我做天安门广告媒体开发的日子不容自我否定，因为我很是为此得意洋洋啊。之后我做过“一汽大众全国售后服务总策划”“中国汽车飞越长江三峡总策划”以至眼前正在口述的“天安门广场广告载体开发”过程，都无不凸显我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的所作所为。而就在这个得意的巅峰时刻，我决定放弃这个神秘的行业，宁愿赋闲在家多年，让附着我身的“策划人”名号在人们眼里渐渐消失，以至最终走上了为弱势百姓维权的准政治道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正做疯狂状的那些日子里，我发现了这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红色广场上竟然“寄生”着多达上千人的流民群体，而北京政府和一些红色市民竟然称他们是这个伟大城市的“疮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