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斩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官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

　　官员“权力瘾”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

　　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让渡与授予，是人类文明进步在政治制度建构上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为防止公共权力被个人或群体垄断和滥用，人类社会相继在公共权力的来源、行使、监督、绩效四大方面建构起了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法治制衡原理、人民满意原理“四大基本原理”，其着眼点在于公民权利不断得到有效伸张和维护以及公共福祉不断得到公平分配和增进。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官场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与措施，公共权力绝对化、集权化、私人化“三化”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和破除，以致目前形成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之恶质局面，其后果必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放弃权力，权力小的人渴求更大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拼命追求权力。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针对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有个著名的对话。当时年届68岁的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时年53岁的毛泽东则回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一晃60多年过去，尽管当代中国已经确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制度的政治制度体系，但对于现代公共权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一事关执政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制度建设方面，还没有形成具有环环相扣的锁链式特征且非常管用的体制机制。自然，公共权力的实际绩效就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尚有较大的距离。

　　因此，反思官员“权力瘾”的首要之举，就是要从政治制度建构的“四大基本原理”出发，着眼于建立和健全“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体制机制，发挥政治制度有效的约束与激励功能，消除公共权力异化的制度土壤。亦如当初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要做好制度的设计、建设与健全工作，这是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官员“权力瘾”是权力商品化的结果

　　公共权力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作为超越整个社会之上的权威性力量，肩负着为全社会公平分配利益、资源、安全之责。

　　由于利益与资源的稀缺性、安全的相对性，决定了这种公平性分配始终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又由于公共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就必然引发渴求更多利益与资源分配的人将追逐与攫取公共权力作为终极目标。一旦公共权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进而发生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通过“设租”、“寻租”的方式来谋取个体与团体私利的恶果。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权力结构中，官员与官员群体因其职业性质本身就占据了拥有更多权力与话语权的优势，而且官位越高，资源稀缺性就越强，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大。一旦他们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发生权权交易、权事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就难以避免，其后果必然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伤害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执政党与政府的信任感。

　　公共权力的稀缺性、权威性与天生的“恶”质以及人性的复杂性的相互叠加与彼此强化，为公共权力的商品化奠定了天然的物质基础；缺乏有效制约的公共权力又为公共权力的商品化开辟了巨大的制度空间；更高职位的稀缺性及其所配置的福利性进一步加剧了官员对官位的争夺。这三者的结合必然催生官员对公共权力的不懈追求。是故，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斩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官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 
        

       官员“权力瘾”是人的价值异化的结果

　　在人的价值的评判标准上的阙失，一直是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古老国度的“软肋”。千百年来，中国人本身所有价值的体现都集中归结为一点——做官，做大官，做“人上人”，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卑贱的、不足挂齿的。至于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意识、自由之精神更无法进入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层次领域。这种缺乏理性的、自主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选择不仅鄙视通过自己劳动的双手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自力更生之路，而且催生了以压制与奴化为双重特征的变态官场文化氛围的甚嚣尘上。

　　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标志性成果就是用建立在职业分化与平等基础之上的成就与功绩取向取代专制主义体制下身份和官位取向，用民众的公意来挑选与监督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员。1835年，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体现出的对从事公职人员的价值评判有一个发人深思的剖析：“在一切方面都实行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说来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任何人也无法永久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一次选举时，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在平安无事时期，公职对野心的诱惑力不大。在美国，混迹于政治圈子里的人，都是抱负不大的人。怀有大才和大志的人，一般都远离政治而去追求财富。由于觉得办不好自己的事业而去负责领导国家事务的，倒是大有人在。”

　　反观当代中国社会与官场，当无数学子将进入公务员队伍作为最高择业目标，当无数官员把当更大的官作为人生最高理想，恰恰忘了当公务员与当官的根本使命是什么，忘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毫不惊奇地看到功利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幽灵又在这个古老的国土上复活乃至疯狂地肆虐，这不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由此可见，肩负着用现代化建设来统领中华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之使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日趋深入的21世纪，不仅需要在制度创新上走出一条让中国腾飞的新路，而且要在价值观的引领上开创出重新让中国人安身立命、心有所寄的良善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