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俊山案件再次告诉我们：削减官员手中权力是反腐的釜底抽薪，而司法独立则是各类监督制约机制发挥效力的外部条件.

    中共新一届领导上任以来，将反腐作为新政突破口，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过去一年内，17位省部级干部应声落马。打虎不断升级，响应了前总理朱镕基那句话“人民对‘刑不上大夫’不满”。
 
　　然而，贪官是杀不完的。最无情的明太祖朱元璋，杀掉5万到10万贪官，甚至剥皮制成稻草人警告官员，然而贪官依然飞蛾扑火，明朝成为最腐败的朝代之一。即使在今天，河南省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前腐后继的“事迹”也并不罕见。精明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承认，目前的做法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何谓治本？治本的关键在于正视人性的脆弱性，不能对人的觉悟抱有侥幸心理，而是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不给官员预留犯错的空间。如果假定官员都有“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定力、雷锋的觉悟，那么设计出的制度必然漏洞百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只有设计出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才是对官员最好的保护。如果只抓贪官不改制度，那其实是一阵白忙活。
 
　　最近财新报道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腐败案，为反思如何制度反腐提供了宝贵的教材。
 
　　反思之一：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贪官是不会满足的。谷俊山通过其弟“谷三”（很像现代版高衙内）在老家打造了惊人的财富王国：在濮阳仿照故宫修建的“将军府”（著名的马颊河别墅区），为军队供应物资的“兵工厂”，濮阳多处房地产项目，被查抄的军用茅台、金船、金像等四卡车物品……可以想象，如果谷俊山不落马，他的王国还会继续膨胀下去。尽管和珅积累如此惊人财富并非“理性选择”，但人性的弱点决定了在欲望驱使之下很难自动刹车。释迦牟尼说：一个欲望的满足，会滋生新的、更大的欲望。个别官员在腐败路上渐行渐远，放大到整个社会，则是腐败的自我加速，最终危及社会稳定，陷入社会溃败的泥潭。很多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则是腐败对法治和社会肌体的不断腐蚀。
 
　　反思之二：机构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离不开外部的司法独立保障。谷三承接了濮阳军分区家属楼、办公楼的工程，然后倒手转包；开办了专门生产部队所需营具的谷氏家族家具厂和军用篷布厂，销往全国部队。要发现猫腻并不困难，因为谷三的兵工厂连基本的生产资质都不具备。可以设想，对于后勤采购这样的腐败高发区，一定会有厚厚的规章制度。何以失效？关键在于，在“熟人社会”体制下，监督部门缺乏足够独立性，下属举报上级，往往举报不成反被收拾。于是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积极不作为”，就成为下属的理性选择。此类现象非常普遍。中石油窝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下属再有不满，也只能写写“匿名举报信”。在一个司法高度独立的社会，下属就没有这样的顾虑，即使上级打击报复，自己也可以一告到底，而不必担心人身安全。换言之，外部的司法独立，是对机构内部监督机制失效的有效保障。
 
　　反思之三：削减官员的权力，才是制度反腐之本。谷俊山2007年出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这种岗位权力之大令人动容。一旦官员到了此类岗位，想不犯错误都困难。类似的还有环保局、土地局、发改委、证监会、交通厅、大学基建处、大学招生办……官员权力太大，首先是因为管了不该管的事情，例如IPO审批权。其次是权力集中于个人，集体决策形同虚设。再次是缺乏透明度，社会无法监督。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部长，一个腐败的关键是铁道部在招标时可以“点招”，如此一来无异于做了一个“欢迎前来行贿”的广告。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在短短两年之内积累了令人咋舌的8800万元人民币（现金）、美元419万（现金）、欧元30万、英镑2万、港币27万、黄金43.3公斤。 其权力之大、行贿者络绎不绝的场景，不难想象。
 
　　反思之四：司法独立是终极的社会救济机制。濮阳南江小区预留的40余间门市房，本应用于东白仓村安置失地农民，却被谷三私下出售。村民多次向濮阳市纪委等部门反映，至今无果。谷三主导村里卖地，“他说卖地，没人敢吭一声。”村民反映，“我跟区长发牢骚，区长说人家有大领导罩着，管不了。”有关部门不敢管，当然是害怕谷俊山的打击报复。谷三对朋友和跟他关系铁的人，啥事跟他一说就一个字“弄”，对关系不好的人，则是“治”。谷俊山为何能打击报复？因为缺乏司法独立，权力可以轻易地操控司法体系。由是观之，中国老百姓冒着关黑监狱的风险赴京上访，并非缺乏理性，而是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票。村民们“理性地”经常去市里、省里和北京上访，谷俊山调任北京后，其妻子作为濮阳市公安局政委，常驻北京负责濮阳市驻京办的信访接待和截访工作。村民们差不多进京上访一次，谷俊山就会回濮阳老家一次。中国地方司法（乃至信访）系统被权力干预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其主要手段也是操控司法体系达到“逆之者亡”的目的。重庆出现如此多的冤假错案、因言获罪的劳教，司法不独立是根源。
 
　　反思之五：谷俊山何以步步高升？一位曾与谷俊山相熟的濮阳老干部回忆，谷俊山最大的才能就是拉关系，“他到领导家去一趟，就知道人家缺啥。会这一手，多硬的领导，都能让他腐蚀了。”谷俊山以金弹为武器，多年来屡试不爽，所揭示的则是现行体制的机制缺陷。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并不罕见，甚至是越有病的人“竞争力”越强。刘志军、刘铁男都是在组织部门提出负面评价的情况下，依然能再上一层楼。也就是说，干部提拔，关键不在于组织部门如何评价，而在于上面是否有人。我们的干部提拔组织考察、内部评议、公示制度并非没有，但实则无效。解决这一难题，同样有赖于司法独立。原因在于，知悉谷俊山、刘志军、刘铁男腐败证据的，往往是内部人。而司法独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是内部人敢于不畏强权进行举报的前提。
 
　　谷俊山案件再次告诉我们：削减官员手中权力是反腐的釜底抽薪，而司法独立则是各类监督制约机制发挥效力的外部条件。庆幸的是，18届3中全会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把减少政府部门审批权作为改革的核心，而且实质性推进省以下司法独立。这是中国制度反腐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希望所在。■